中国砚台就是其中的一个“石头”，其经历了从“研”到“砚”的漫长历史变迁。砚文化肇始于中华文化的源头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象征，凝聚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千年文化密码，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深远意义。
（《纸上端砚博物馆》立体图）
文房四宝（笔、墨、纸、砚）作为中国独有的文书用具，它们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成为中华文明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。它们不仅是书写工具，更是特殊的文化载体，承载着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。在四宝之中，砚台质地坚实，“传万世而不朽”“历劫而如常”“留千古而永存”，极具价值，古人因此认为“四宝砚为首”。砚台由石器时代的研磨器逐渐演变而来，“砚，研也，研磨使和濡也”，“砚，石滑也”，砚字之初义即指石之滑者。“使君滩头拣石砚，白帝城边寻野蔬。”1975年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方用鹅卵石制成的战国晚期石砚，砚形呈圆饼形，其上无纹饰，配有砚棒一支，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用于研墨、书写的砚台。
（新时期时代的研磨器）
（汉代石砚）
（汉代漆盒石板砚）
两汉时期经济繁荣、社会进步、文化发达，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黄金时期。此时，砚的使用已十分普遍，“砚”字也正式出现。汉砚以石、陶制品为多，且大多附有砚棒、砚石（也称为“研子”）。此外，皇室、贵族之家也有用玛瑙等珍贵玉石作为制砚材料的。就砚面的形状而论，汉砚可分为圆形与长方形两大类，即《砚赞》所称“或薄或厚，或员（圆）或方”。砚台之上还出现了铭文，记录了时间、人物等信息。汉代石砚的装饰十分讲究，一些石砚配有铜制的砚盒，砚盒形状多样，如有的被制成兽形，也有的镶嵌绿松石、青金石、红珊瑚等名贵宝石。砚盒通体流光溢彩，古色古香，展现了制砚工匠的高超技艺，堪称汉代文具的精品之作。
（东汉盘龙兽足青石砚）
（东汉鎏金兽形铜盒石砚）
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较为频繁的大分裂、大动荡时期。此时，石砚、陶砚仍是主流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砚种，如安徽马鞍山地区出土有东吴时期贵族使用的漆砂砚，晋武帝曾铸青铁砚、圆铜砚。随着青瓷的烧制以及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，瓷砚发展成熟，并成为南方地区砚的主要品种。青瓷砚多为圆形，有足，中间砚堂处无釉，以利研墨。与之对应，北方地区盛行方形四足砚，即石雕砚，砚上雕刻丰富，“雕有各种图案，极其精工”，开中国古代砚面雕刻艺术之先河。
（南朝青瓷褐釉四组砚）
（北魏石雕方砚）
隋唐时期，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。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，开启了中国砚台发展史上的新篇章。此时砚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：首先，端石、歙石等专用砚材的开采使用，结束了以前杂石制砚的历史，制砚呈专门化趋势，促进了砚台的飞跃性发展。端砚、歙砚、红丝砚、澄泥砚为唐代四大名砚，名重天下。其次，随着制瓷业的大发展，瓷砚比重逐渐增大，已成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文化产品。最后，唐代砚形注重砚堂、水池的使用，在强调实用性的基础上，出现了箕形砚（又称“风字形砚”）、龟形砚等代表形制。砚台的这些发展，使得文人墨客更加重视，他们纷纷通过诗歌、言论等品评鉴赏各种砚台。
（唐代青釉多足瓷砚）
（唐代交颈交尾双龟陶砚）
陈寅恪言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两宋时期，砚台在形制、材质等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。形制上，砚形基本为唐代的延续和演变，以实用性为总趋势，最显著的特点是在箕形砚的基础上创制出抄手砚。其底部凿空，三边着地，一边可以用手深入抄底，便于拿取。抄手砚体轻且稳，多为长方形，既实用又显庄重，成为砚台发展史上的重要砚式。砚材上，产于今甘肃省卓尼县的洮河砚（洮砚）异军突起，苏轼曰：“洗之砺，发金铁。琢而泓，坚密泽。郡洮岷，至中国。”洮砚以石质细润、发墨快等特点被列为贡品，并与端砚、歙砚、澄泥砚并称“四大名砚”，备受世人青睐。此时，砚台收藏、品鉴之风盛行，论砚名篇、砚史专著迭出。
（宋代洮河石抄手砚）
（宋代端石抄手砚）
辽、金、元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王朝，在文化艺术领域受到唐宋两代影响较大。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，不甚重视文事，“惟对砚石一事亦知所宝，虽未大有采掘，但对砚坑之保护颇著成效。元制，于端、歙各处设把总一员，守兵若干，专辖守坑，律盗坑石以窃盗论罪。故元代虽未多大新产，然砚坑尚未毁损也。”具体到制砚方面，它们不但继承了唐宋砚台的遗韵，而且加入了些许本民族特色，尤其是将游牧民族的粗犷豪放之气融入砚台之中。这一时期，砚台的砚形拙朴粗狂，制作不甚精细，略显粗糙。由于北方气候寒冷，底部可以加热的暖砚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。
（辽代的“万岁台”金银盒石砚）
（元代的双狮长方形石灰岩石砚）
明清时期是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一、砚形丰富多样，花草树木、虫鸟鱼兽都成了制砚的主角，砚上铭文增多，从实用性向艺术性、收藏性转变；二、砚材之多为历代之最，石、泥、瓷、竹、木、水晶、象牙等材质不胜枚举；三、砚雕艺术大放光彩，集雕刻、书法、绘画等为一体，制砚工艺迈向巅峰；四、制砚名家辈出，如顾二娘等，他们灵活运用圆雕、浮雕等多种技法，极大地推动了砚文化的发展进步；五、文人墨客对砚台的收藏、研究愈发重视，宫廷、民间都有重要论著出现，如《西清砚谱》《砚史》等。此外，还形成了三大砚雕艺术流派，即粤派（又称“广作”，以端砚为代表）、徽派(以歙砚为代表)和海派(以上海、苏州为中心)。
（明代朱砂荷鱼澄泥砚）
（清代纪昀为那彦成铭端砚）
清末民国时期，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，砚石开采停滞不前，名砚随之销声匿迹，制砚艺人流落他乡，砚台大多器型单调、主题浅显、雕刻粗鄙，与清代的辉煌气势有天差地别，砚台制作业风光不再，是砚文化发展的危急时刻。砚雕大师陈端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砚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，主要有以下特征：一、百花齐放，百砚争妍。砚文化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新型砚材迭出，产地、种类增多。二、与时俱进，有所创新。单一实用性向多元化价值发展，砚雕风格取长补短，传统技法得到传承和创新。三、制砚人员知识化，人才培养系统化。制砚名家层出不穷，砚作精品不断涌现。四、当代砚著蔚为大观。五、中国砚文化走出国门，享誉海内外。
（现代志比天高端砚）
（现代荷趣端砚）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。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，更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。砚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，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。“非君美无度，孰为劳寸心。”千百年来，砚台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接受洗礼，不断得到发展。砚台发展史就是一部文人墨客书写千年的文化史，还是一部大国工匠研磨千年的文明史，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奋斗千年的创业史。挖掘阐发砚台的文化内涵，大力传承和弘扬砚台文化，意义重大！
